（文/观察者网 柳白）配资监管
澳大利亚最近很操心。
7月21日，澳外长黄英贤在东盟外长会前渲染地区安全风险，声称澳大利亚及周边国家不会因中国“挑衅性”行动而受胁迫。
行动上，同样加速布局。
就在7月6日，澳总理阿尔巴尼斯与斐济总理兰布卡共同签署《海洋和平联盟》和新版《维瓦莱联盟》。其中，《海洋和平联盟》是斐济独立以来首份共同防御条约。
一天后，阿尔巴尼斯又飞赴所罗门群岛，与新任总理马修·瓦莱磋商启动全面伙伴关系条约谈判。
6月末，他刚在堪培拉与瓦努阿图总理签署《纳卡马尔协定》。
如果把时间线再往前拉，还能看到澳大利亚于2023年与图瓦卢签署《法莱皮利联盟》，以及之后与巴布亚新几内亚签署共同防御协议。
一份接着一份协议，正在成为澳大利亚近两年南太外交最鲜明的标签。
与过去更多依赖发展援助、基础设施建设和气候合作不同，如今澳大利亚越来越倾向于把合作写进条约：共同防御、安全磋商、警务合作、关键基础设施……一张以安全合作为主轴的制度网络正在逐渐成形。
对澳政府来说，这被包装成“重新巩固地区影响力”的重要一步。虽然协议文本并未直接点名中国，但澳大利亚政界和战略界普遍将这轮“条约外交”，视为应对中国在南太影响力上升的重要布局。
华东师范大学澳大利亚研究中心主任陈弘对观察者网表示，澳大利亚密集推动安全条约，与其说是战略自信，不如说是战略焦虑。堪培拉试图通过一份份协议，把过去的传统影响力加速固化为制度性安排。
“真正有自信的国家，不需要如此急迫地通过一份又一份协议，来彰显自己的‘地区主导地位’。”
7月6日，斐济苏瓦，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在当地技能中心开幕仪式上聆听发言。 视觉中国
从发展援助到条约外交
洛伊研究所2026年对澳大利亚民众进行的年度民调显示，历史上首次有更多受访者认为中国（39%）而非澳大利亚（33%）在太平洋岛国拥有最大影响力，与去年的结果正好相反。
这组数据恰恰印证了堪培拉近来那种挥之不去的焦虑感。
不少分析认为，这轮南太政策转向的起点，可以追溯到2022年。
当年，中国与所罗门群岛签署安全合作框架协议。尽管中方多次强调，有关合作遵循国际法和国际惯例，不针对第三方，也不影响地区和平稳定。在澳大利亚国内，这份协议仍被视为地区战略格局变化的重要信号。
时任工党外交事务发言人、现任外长黄英贤甚至将其称为澳大利亚“二战以来最严重的外交失误之一”。
此后，重新巩固澳大利亚在南太地区长期占据的影响力，逐渐成为堪培拉外交和安全政策的重要议题。
过去，澳大利亚主要依靠援助和经济合作维系关系。近几年，一个明显变化是，安全合作被放到了更加突出的位置。
黄英贤多次用“永久竞争”（permanent contest）来形容太平洋地区的战略环境。她认为，与中国的竞争不会因为某一份协议签署而结束，这将是一场长期博弈。澳大利亚广播公司（ABC）在分析《纳卡马尔协定》时也援引了这一表述，指出澳大利亚正试图通过长期、制度化的安全安排，把自身影响力“固定”在南太地区。
西方媒体和战略界对这一目标并不讳言。
ABC直言，《纳卡马尔协定》被视为限制中国在南太影响力的重要一步；《澳大利亚人报》将其描述为应对中国在太平洋地区影响力上升的战略安排；《金融时报》则指出，澳大利亚推动与南太岛国的安全协议，一个重要目标就是“防止中国在太平洋岛国获得长期安全存在”。
这种背景下，条约成了新的抓手。
共同防御、安全合作、关键基础设施、警务合作……越来越多合作内容被写入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，澳大利亚希望借此把与岛国的关系从过去的“项目合作”，升级为更加长期、稳定的制度联系。
新加坡《联合早报》援引分析人士的话说，澳大利亚政策界近年来一直在两种情绪之间摇摆：一边是对过去长期忽视南太的反思，另一边是对地区竞争加剧的持续焦虑。具有长期约束力的安全协议，因此被视为巩固影响力的重要工具。
洛伊研究所太平洋问题专家奥利弗·诺贝陶（Oliver Nobetau）说，近年来澳大利亚已在港口、码头等关键基础设施和安全合作领域获得更多制度性安排，进一步强化了自身作为太平洋岛国“首要安全伙伴”的定位。
2023年11月9日，第52届太平洋岛国论坛领导人会议期间，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和图瓦卢总理纳塔诺签署协议。 IC Photo
不过，在陈弘看来，这种密集推进的“条约外交”恰恰反映出澳大利亚对自身地区地位变化的担忧。
“从图瓦卢《法莱皮利联盟》、澳巴新安全协定，到近期同瓦努阿图、斐济签署新条约，澳大利亚正企图把传统影响力加速固化为制度性安排。”
他认为，随着太平洋岛国外交自主性增强、中国同岛国合作不断拓展，堪培拉越来越担心自己从过去理所当然的“地区中心”，变成岛国可以选择的众多伙伴之一。
元股证券:ygzq.hk“澳大利亚口头上尊重岛国主权，行动上却试图通过安全、警务、情报和军事合作设置排他性门槛。这不是从容布局，而是在用条约给正在松动和开放的‘后院围栏’加锁。”陈弘说。
堪培拉忙着签下的一份份条约，表面上是“巩固伙伴关系”，实际上更像是在给中国进入南太设置一道道制度门槛。
只不过，焦虑可以推动协议快速落地，但真正决定这些条约能否长期维持的，最终还是澳大利亚是否愿意持续投入真金白银，以及能否承担由此带来的长期责任。
签下的其实是一摞长期“账单”
最直接的问题，就是成本。
诺贝陶指出，澳大利亚如今拥有不少“纸面协议”，真正的考验在于落实。无论是向斐济承诺未来10年投入约10亿澳元，还是持续支持图瓦卢、瑙鲁、瓦努阿图等国的发展项目，都意味着长期、大量的财政和外交投入。
“只有资金真正到位、项目真正落地，这些协议才有意义。”诺贝陶说，如果承诺迟迟无法兑现，太平洋岛国仍可能重新寻求其他合作伙伴。
ABC提出了类似的判断。《纳卡马尔协定》固然让澳大利亚获得了更多安全安排，但也意味着堪培拉必须投入更多政治资源去维系这段关系。“永久竞争”意味着没有一劳永逸的胜利，协议签署只是新起点，而不是终点。
换句话说，澳大利亚试图用条约减少不确定性，却给自己签下了一张需要长期偿还的“账单”。今天签下一份协议，明天就要为兑现承诺继续追加投入；协议越厚，未来要填的窟窿可能也越大。
更值得关注的是，这种“条约化”思路未必能够在整个南太复制。
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太平洋事务专家格雷姆·史密斯（Graeme Smith）分析，部分岛国愿意签署共同防御条约，有其特殊的历史和安全背景，并不意味着其他太平洋岛国都会走同样道路。
其实，瓦努阿图在与澳大利亚谈判《纳卡马尔协定》过程中，就坚持保留与其他国家合作的空间。澳大利亚国际事务研究所（AIIA）注意到，最终签署的协议内容较最初设想已有明显调整，部分排他性安排并未被瓦方接受。
类似情况同样出现在澳大利亚与图瓦卢签署的《法莱皮利联盟》中。该协议加强了两国在安全、气候变化和人员流动等领域合作，但其中涉及安全合作以及第三方安全安排的内容，引发了外界对于图瓦卢外交自主空间的讨论。
这说明，太平洋岛国并不愿轻易把自己的外交选择锁定在单一伙伴身上。
2026年4月，澳大利亚等国参加美菲“肩并肩”联合军事演习 视觉中国
岛国不愿选边站
长期研究中国问题的加拿大学者罗纳德·基思（Ronald C. Keith）提出了更尖锐的批评。
他认为，近年来澳大利亚推动的一系列双边安全安排，本质上更接近一种排他性的“集体防御”体系，而不是开放包容的地区安全合作机制。
如果越来越多岛国被要求在安全事务上优先与澳大利亚协调，甚至限制与第三方合作，那么压缩的将是这些国家自身的外交自主空间，进一步加剧地区阵营化倾向。
洛伊研究所也对类似构想持保留态度。该所今年6月的一篇评论指出，建立正式的太平洋防务条约未必能解决澳大利亚的安全困境，反而可能让堪培拉面临更尖锐的战略权衡，包括增加遭遇中国反制的风险，以及承受来自美国更高的防务投入期待。
更重要的是，澳大利亚自己也是太平洋岛国论坛《博伊宣言》的签署方。该宣言强调由岛国共同定义的“综合安全”理念，涵盖气候变化、人类安全、资源与发展等议题，而不是以军事同盟为中心构建封闭式安全架构。洛伊研究所指出，过度依赖双边安全条约，存在削弱太平洋岛国论坛地区主义传统的风险。
基思主张，真正有利于太平洋地区长期稳定的，不应是围绕某一国家构建封闭式安全网络，而应探索更加开放、包容的地区合作架构，让包括中国在内的域内外国家都能够参与其中，而不是以排斥中国为前提重塑地区秩序。
事实上，太平洋岛国并非大国竞争中的被动棋子，而是在中国、澳大利亚和美国之间主动寻找最符合自身利益的合作方案。
近年来，无论是斐济、瓦努阿图，还是巴布亚新几内亚，都多次表示，希望同包括中国、澳大利亚在内的多个伙伴保持合作，而不是被迫“选边站”。
杠杆官方开户值得注意的是，中国最近进行导弹试射后，澳大利亚借机大肆炒作，部分太平洋岛国也表达了“担忧”，被西方舆论视为澳大利亚强化地区安全合作的机会。
但陈弘认为，这并不意味着岛国会因此全面接受澳大利亚主导的安全框架。
“中方明确表示，此次试射属于例行军事训练，不针对任何国家，并且向相关国家提前进行了通报。”陈弘点明，澳大利亚试图借此强化安全叙事，挑拨中国同太平洋岛国之间的合作关系。
“一枚导弹不会让岛国集体把安全钥匙交给堪培拉。”
2024年4月20日，所罗门群岛首都霍尼亚拉市中心，居民在中央市场购买蔬菜。 视觉中国
陈弘指出，虽然所罗门群岛、斐济、巴布亚新几内亚、图瓦卢等国在澳大利亚压力和影响下表达了不同程度的“担忧”，但太平洋岛国论坛并未形成集体声明，瑙鲁、基里巴斯等国也没有支持澳大利亚推动的统一立场。
“这说明岛国并不是一个听从指挥的政治方阵。”陈弘表示。
在他看来，多数岛国可能接受澳大利亚提供的警务、海上监控和防务支持，同时继续保持同中国在经贸、基础设施和发展领域的合作。
“它们要的是更多选择，而不是把对一个大国的依赖换成对另一个国家的依附。”陈弘说。
澳大利亚近两年的“条约外交”，更像是一种被安全焦虑裹挟的政策转向。
它担心地区影响力发生变化，于是试图通过一份份协议把自身存在制度化和长期化。可问题在于，地区影响力从来不是靠排除别人获得的。
今年6月，中方发布《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：中国的理念、倡议与行动》白皮书，提出中国秉持“四个充分尊重”同太平洋岛国开展友好合作，通过多边合作平台建设，在蓝色经济、气候变化、民生改善等领域支持岛国提升自主可持续发展能力。
说到底，真正能够维系伙伴关系的，从来不是一纸条约，而是谁能够持续回应地区发展的真实需求。
一摞协议解决不了澳大利亚的焦虑配资监管，太平洋岛国也没兴趣替这种焦虑买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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